陳柏同觀點》 告別「巨嬰」與「台灣鯛」 才有韌性台灣

Newtalk新聞 近年來，「韌性台灣」成為公共政策的重要關鍵字。從極端氣候、疫情，到能源、食安、醫療與地緣政治風險，我們不斷討論當台灣面對危機時如何依然仍能維持正常運作。然而，真正的韌性不能只靠政府增加預算、制定更多法律。一個國家的韌性，除了政府有能力，更取決於企業與人民願不願意承擔自己的責任。 台灣社會有兩種值得反省的心態：出了事情就問「政府為什麼沒有管」的「巨嬰心態」，以及凡事計較「我有沒有吃虧」的「台灣鯛心態」。兩者背後其實是同一個問題：我們究竟把自己當成國家的「消費者」，還是共同體的「公民」？ 政治哲學家 Michael Sandel 提醒我們，一個好的社會不能只談個人的權利與選擇，也必須思考「共同善」（the common good）。民主如果只剩下每個人計算自己的得失，公共生活最後就容易淪為利益交換。消費者問「我可以得到什麼」，公民還會問「我應該承擔什麼」。 最近的中聯油脂事件就是一例。油品被驗出苯駢芘超標，後續調查也發現原料管理、製程管控與檢驗監測等問題。各級政府當然有監督、追查與裁罰的責任，但食品安全的第一線責任是誰？ 答案不能永遠只有政府。 企業是產品的製造者，也是最了解原料、製程與風險的人，因此對產品安全負有不可轉嫁的責任。企業首先要負責的對象是消費者，而不是政府。政府負責制定標準、監管、抽驗與裁罰，但政府監管不能取代企業的品質管理。政府該負的責任不能少，企業該承擔的責任也不能外包給政府。成熟的治理不是政府包辦一切，而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責任在哪裡。 另一個值得反省的，是「台灣鯛」心態與行為。它不只是奧客，更深層的是凡事先計較自己有沒有吃虧，只強調權利，卻忽略自己的行為對他人會造成什麼影響。 醫療現場尤其明顯。病人不舒服、家屬焦急可以理解，但不代表醫護人員應該承受辱罵、威脅甚至暴力。如果人人都認為「我繳了健保費，所以你必須立刻服務我」，要求自己優先，那麼醫療場域依照輕重緩急處理病人的專業秩序就會被打亂，最後受損的是所有人的醫療品質。 醫療體系內部同樣值得反省。近來部分醫事職類倡議自身權益時，出現少數過度激烈的聲音，以粗暴甚至羞辱性的語言表達訴求，甚至透過社群媒體放大敵意、刻意製造對立。當公共倡議以情緒取代理性、以攻擊取代溝通，不但無助於爭取社會認同，也會傷害自身專業形象，更不利於建立一個文明、理性的公共討論空間。 每個醫事職類都有爭取合理待遇與工作條件的權利，訴求可以強烈，但語言不必粗暴；立場可以不同，彼此仍應保持尊重。 醫療高度依賴團隊合作。醫師、藥師、醫檢師、護理師、醫事放射師及其他醫事專業，各有不同角色，卻共同面對同一個病人。Sandel 所談的共同善，在這裡非常具體：我們不能只問「我的職類應該得到什麼」，也要應該要問「怎樣對病人及整體醫療生態最好」。權益可以爭取，但信任不能犧牲；意見可以不同，但團隊不能因此對立。 1961年，美國甘迺迪總統在就職演說中說：「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什麼，而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。」當年的美國，對外面臨冷戰與核武競賽，對內則有種族隔離、民權衝突與經濟問題。甘迺迪因此呼籲的，不只是愛國，而是一種積極的公民精神：民主不能只有旁觀者，國家的力量也不只來自政府，而來自每個人願意為共同體承擔多少。 六十多年後的台灣，處境不盡相同，卻有值得對照之處。對外有兩岸關係、地緣政治與全球競爭；對內則有政黨對立、世代差異、貧富與階級問題，加上社群媒體不斷放大敵意，使公共討論愈來愈容易變成「我們」與「他們」。 一個社會外部壓力愈大，內部就愈需要信任；內部分歧愈深，就愈需要尋找共同善。 共同善不是要求所有人意見相同，而是即使立場不同、利益不同，仍承認彼此屬於同一個共同體。正如甘迺迪在同一篇演說中所強調的精神：團結可以完成許多事情，分裂則難以應付強大的挑戰。 這正是韌性的哲學基礎。韌性不是沒有衝突，而是在衝突中仍能維持信任與合作；團結不是沒有差異，而是在差異之中仍願意為共同利益承擔一些成本。 告別「巨嬰」，不是要政府少負責，而是讓每個人重新學會承擔；告別「台灣鯛」，也不是要人民放棄權利，而是提醒我們：權利之外還有責任，自由之外需要自制，個人利益之外還有共同善。 政府盡責、企業負責、人民自立、專業互信、社會互助。少一點「我們與他們」，多一點「我們」；少一點計較，多一點承擔。有了責任，才有信任；有了信任，才有團結；有了團結，才有真正的韌性台灣。 作者：陳柏同，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執行長。延伸閱讀：食安民調》近7成擔憂吃到問題油 不分黨派近9成認為應對中聯處重刑重罰 食安風暴影響施政滿意度 民調近半認為內閣應改組、43%認為「他」不用下台 快訊》藍委陳雪生國會辦公室遭搜！ 北檢證實查35處、傳27人到案黃偉哲視察安南、仁德淹水災情　盤點排水系統持續提升防洪韌性有違憲疑慮 卓榮泰不予副署《廣播電視法》